二
跟5年前一样，先是飞机，接着是轮船，然后是汽车， 最后是麻木车（当地的一种三轮车），我来到了巴东县野三关镇。当年邓玉娇刺死邓贵大的雄风宾馆，早已无迹可寻。宾馆所在的位置是三峡酒厂。从宜昌开始，我 就看到这家酒厂的广告：来自三峡腹地野三关。仿佛地图一样指引着你来到这里。我入住了当年住过的龙泉宾馆。有意思的是，这家宾馆的房卡还是当年的老房卡， 上面印着的地图，还有雄风宾馆的位置。酒厂把此处扩建成了工业园。有厂房，有池塘，有亭台楼阁，看上去平静如水，仿佛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
我雇了一辆麻木车往木龙垭方向去，那是邓玉娇外公外婆家所在的地方。车在山路上盘绕，那里能看到高耸入云的世界第一高桥——四渡河特大桥。当年我就拍下了这些景致，后来相机被人抢去，强行删掉了所有照片，包括风景照。
下午，我见到邓玉娇外公张明瑶的时候，他正在干农活。马上就是端午节了，高粱地里的杂草需要清理。太阳很毒，他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尽管耳朵有些背，但张明瑶的记忆力很好，他很快认出了我。他从木龙垭搬到了现在竹园淌的住所。这是亲戚家的房子。
当年，我在木龙垭采访两位老人的时候，有一伙人突然闯入，把我几乎是扔了出去。我手上戴的一串佛珠撒了一地。“这些小珠子滚得地上到处都是，他（张明瑶）还帮你一颗颗找回来。”邓玉娇的外婆秦尚菊说。
跟两位老人聊天，我了解了许多并不知道的事情。当年，各种离奇的传言都有。木龙垭村的各个路口几乎都有人看守，阻止陌生人的进入。“他们在那里打一天牌都有40块钱。”秦尚菊说。
当初，我和孔璞是走了一条人迹罕至的路，到了邓玉娇外婆家，才被人发现。一个人看到我们进门后，马上出去打电话报信。隔了不久，一群人来了，冲在最前面的体态比较胖。
在遭到暴力推搡后，我给同事打了电话，同事通过饭否，将事情经过发布到了网上。饭否是当年流行的社交媒体，被认为是中国微博的鼻祖。那是社交媒体刚起步的年 头。此后5年中，微博兴起，然后是微信成为新宠。而饭否几经起落，差不多已经被人遗忘了。我当年用的电话是诺基亚，被人夺去使劲摔到地上还没坏。如今，诺 基亚经摔已经从品质变成了笑话。5年时间过去，大家如今最热衷谈论的是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世事纷扰，大家使劲奔跑，生怕被时代抛下。这些年没变的大概 是，邓玉娇外公外婆的穿着还和5年前差不多，种的还是那些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的作物。
我是绕过许多人的视线来到邓玉娇外公外婆家的，他们也嘱咐周边人，不要让别人知道我来了。
在记者被打的事情发生以后，两位老人被要求搬离自己的家，到指定的一个地方居住。有人看护着他们。“我去拔草，他们都跟着去。”张明瑶说。在那里，看护人员的价格更高，达到了70块钱一天。两位老人被迫在这样的监护下过了一段时间，直到邓玉娇案开庭，他们才得以回家。
那段时间，张树梅联系不上自己的父母，父母也联系不上她。包括记者，也打不通邓玉娇家人的电话。
“当时，我被要求换了电话卡，我现在还用着别人给的电话号码。”张树梅说。
这 一回，我在野三关的一辆出租车上，才第一次见到了张树梅。开车的是她的丈夫（邓玉娇的继父，邓玉娇的亲生父亲好多年前已经去世）谭支波。这辆车主要跑野三 关到宜昌的路线。当初，在邓玉娇事件闹大的时候。张树梅和谭志波向政府提出的一项条件是解决车辆运营路线的牌照。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拿到。获得解决的是邓玉 娇的工作问题。邓玉娇现在工作的单位是政府当年安排的。
“她（邓玉娇）现在一个月的工资1300多块钱，去除一些费用，也就1000块钱。”张树梅说。
“但工作还是挺轻松的。”邓玉娇的外婆说。
我向张树梅提出，想见见邓玉娇。张树梅考虑了一下，打电话征求了邓玉娇的意见，邓玉娇通过电话跟我聊了聊。她的话语听上去挺疲惫，一直都是语气轻微而简短地回答我的问题。她强调的是，谢谢当初帮过她的人。
律师当时在的表现让从全国围涌而来的记者印象深刻。龙志将在场的记者列为三类：一类将律师当成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一类是瞎子摸象有闻必录；另一类则是独立调查后抽身事外，提出质疑和判断。
龙志的报道出来后，有律师和学者很不客气地批评了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平衡报道”很愚蠢。网民骂他的声音更是铺天盖地，有人干脆写信到报社，要求开除记者龙志。这一度困扰了他。“之前，我出去做调查报道，回来之后，一搜索，都是好话一片，这篇报道不同。”龙志说。
最让龙志难以接受的是，南都内部的讨论中，有同事说他的报道是南都10年里的一颗老鼠屎。这样的讨论态度，他断难接受。
龙志的报道，模仿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经典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笔触。为了表述流畅，他做了许多技术化的处理。他一一跟我说了当时的信息源。这 是一篇特稿，特稿经常被人提到的就是信息源的处理问题。懂特稿的明眼人，能够看出其中的信息源。也有记者为了保险起见，在文章的后边会逐个列出。
看到龙志报道的时候，张树梅也提出过疑问：这些信息是从哪来的。龙志是严谨的记者，他说了自己的看法，“有时候，母亲不一定完全懂自己的女儿。”
那段时间，邓玉娇的形象在不同群体的不同人眼里是不一样的，比如网民、比如律师、比如记者，各不相同。
从记者的角度来说，呈现复杂性大概是最重要也是最可行的。“想呈现复杂性，记者的心态得简单一些。”龙志是那种在公共场合发表意见不多的人。他有微博，但极少发。他不是热衷于通过社交媒体展现行动力的人。更接近事实——这大概才是他想做的。
他比较同意巴东县公安局局长杨立勇的话，这是一起简单明了的刑事命案。“但要认识到这点，似乎很难，虽然事实摆在眼前。人们总习惯于遵从生活的经验，又夹杂 着种种社会矛盾、积弊，用来解读当下中国发生的事，至此，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邓玉娇。四川大竹、贵州瓮安皆如此，邓玉娇案更是很好的佐证，无一不是裹挟着 民意汹涌而来。对于中国媒体而言，民意是一杆秤，它度量着媒体的善恶优劣。但作为一个经历过此事的记者，我脑袋里总浮现一个假设：假如民意是错误的，是矫 枉过正的，媒体该如何适从？”
龙志思考了当下语境中媒体有时要面对的共同困惑：是坚持立场，还是顺应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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