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告别武汉：不畏将来不念过往
离开武汉仿佛是一瞬间的决定。我对同事说，明天就走。
许久没有这么痛快淋漓地活过。记得上次离职，来来回回纠结一个多月，当时家人朋友几乎没人支持，但我仍带着满腹理想，来到了武汉。
可是现在，支撑我的力量消失了。我厌倦了这里。
街上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天好冷。同事给我饯行：吃饭、看电影。嘻哈一场、自嘲一场，生活又要重头开始。
深夜，回到依然简陋的房间，盘算着我能带走的物件：一床被子、一个音乐盒、两本书，以及瓶瓶罐罐的护肤品。3个多月了，我甚至没在这间房里备下一块抹布，或一个好用的拖把。
stage1
记得刚来武汉，人生地不熟。我常把自己关在房间，任孤独啃噬。
新的工作，意味着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我面临诸多不适，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来武汉，是对的还是错的？
彼时，我所在的媒体“长江新闻”，还处在最好的时光。它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正沐浴着希望和激情。
同事们来自全国各地，且大部分是辞职而来，他们年轻、富有活力，正怀抱着梦想。
香就是其中一位，她高高瘦瘦，长发，单凤眼。第一天来就与我相识。她沿着长江日报大门的楼梯往下走，满脸忧郁。香说那边不放人，辞职手续也拖着不办，但她一定要来长江新闻，即使手续没办完。
她之前在海南的一家报社供职，可是报纸的效益早已江河日下。
我们沿着北湖正街找餐馆吃饭，然后逛夜市。琳琅满目的小商品、热闹的人流，梧桐树下的武汉之夜，被映照得异常欢腾。
stage2
后来，我开始出差。去北京、横店等，采访演员、采访几位将军。
在家宅久了，我甚至害怕出行，害怕在人海里茫无头绪地找人。我不会自己买车票、认不清地铁路线，不会用手机定位。我只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因为爱写，朋友便喊我来，成为长江新闻一名特稿记者。
我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王朋朋。
什么都得学习。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有时候觉得无望，有时候又觉得兴奋。我得习惯着一个人行走。
在盛夏的北京街头，我背着背包，穿过大半个城市，去买书、去见采访对象;在横店，我和一大群陌生的演员成为朋友。我用最快的速度写稿，然后和领导探讨稿件的写法、修改方案。
每一天都是新鲜的，每一天都在进步。我开始喜欢这样的生活。
stage3
变故始于改名。8月底的一天，我们的大领导突然说要宣布个消息：长江新闻将被注资一个亿，同事们一阵欢呼。
而另外一个消息让人黯然：长江新闻将改名为“九派新闻”。为什么要改一个这么丑的名字？公司几乎没有人喜欢这个Low逼名字，但还是改了。
我记得那时，工作群里发布了很多图片，行政部门为狮子座同事准备了大蛋糕，办公室还贴上了彩带，大家将蛋糕抹到脸上，互相逗乐。一切都很祥和、美好。
就像一出悲剧电影，总有欢乐场面作为衬托。
那会儿，我正住在7天酒店，为接下来的采访做着功课。我想，等我回去了，一定要结识每一位同事，和他们一起疯、一起笑。
stage4
没有人预计到事情会越来越糟。
原计划9月8日上线的APP推迟上线。12日，公司空降了一名“董事长”，一名“CEO”。
15日晚，同事香在微信里问我，采编部门领导可能都辞职，你们部门不会受到影响吧？
那时我在北湖正街，刚采访完一个小商贩，街上人群拥挤，后面的人推搡着我，我几乎拿不稳手机。草草看了香的话，心不在焉地说，能有什么影响？
是啊，这么大一个公司，能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但风暴还是来了。
这天，采编团队领导和新来的领导发生冲突，说了狠话、拍了桌子。从同事口耳相传的言论中得知，分歧主要来自方向性的问题，采编团队坚持做原创新闻，新来的领导却坚持做所谓的“大数据”，抓取新闻（说白点就是转载新闻）。
两拨人一拍两散，我们采编团队的大领导撂挑子了。那两天，公司几乎陷于瘫痪。
香仍是满面愁容，说怎么办，刚刚辞完职，如果失业，怎么有脸回去？是啊，怎么办，我在一片反对声中来到武汉，怎么有脸回去？
部分同事在办公室失声哭了。
灰头土脸、狼狈无比，还不能向任何人说起。我依然像往常一样给家人打电话、和长沙的朋友聊天，装做什么事都未曾发生。可是有无数个问号淤在心里，怎么办？
这就像一场博弈，大领导以撂挑子相要挟仍不能有什么改观，最后被安置在长江日报集团另一家报社。而九派新闻被新来的领导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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