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去黄山、华山、峨眉山，而是专去太行山、大别山、沂蒙山。”解海龙特意把自己在大山深处拍摄的系列作品起名为：“我要上学”。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他的作品。曾有人公开批评他拍摄的内容非穷即苦，离主旋律太远。当这些图片在港台展出时，更有人提醒他“要注意国家和社会的形象”。
“我就以更大的声音嚷嚷：‘孩子连学都上不了了，还要那个面子干嘛？！’”解海龙回忆起那段往事至今仍难掩愠色。
但是，这些非议很快被“大眼睛”所带给人们的震撼所取代。一夜之间，以“大眼睛”为主题的“希望工程”宣传画，贴满了北京的地铁和大街小巷，当然谁也不知道画面中的女孩儿叫什么名字。时隔多年，甚至连拍摄者本人也记不清楚女孩儿的名字了。有关部门曾向解海龙确认，他只是模棱两可地回答：“好像叫苏玉仙吧？”
1995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宣传干部王旭东前往安徽省金寨县参加一所希望小学的开学典礼，想顺便寻访一下“大眼睛”的主人：苏玉仙。
然而三合中心小学，并没有叫苏玉仙的女孩儿，只有一个戴着少先队小队长臂章的苏明娟。当王旭东问她4年前是否有个北京来的叔叔给她拍过照片时，这个女孩儿使劲地摇了摇头。
无奈之下，王旭东只好给解海龙打电话，希望他能提供更多的线索。解海龙建议他去苏明娟家，看能否找到女孩儿当年穿的衣服。在苏家，苏明娟的妈妈很快找出了当年的那件小棉袄。
1996年4月7日，当解海龙回访三合中心小学时，苏明娟袖上佩带的少先队标志已经换成了中队长。与4年前一样，她依旧不敢抬头跟陌生人说话。在苏家，解海龙了解到，5年中，这个从小就哭着喊着要上学的孩子，中途曾两度失学。
苏明娟丝毫不知道，从1989年10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希望工程”始，直到1992年4月，总计收到捐款1200万元。然而从1992年4月起，自从“大眼睛”被确定为“希望工程”的标志后，短短8个月内，该基金会收到的捐款迅速突破亿元。
1996年4月25日，13岁的苏明娟和其他9位曾经因《中国青年报》报道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新闻人物，被邀请到中国青年报社，与报社的编辑记者共同庆祝创刊45周年。
在留言簿上，身着浅黄色童装的苏明娟，认认真真写下一句话：“我感谢《中国青年报》和报社的叔叔阿姨们。”
此后，来自海内外大量的汇款单寄往安徽省金寨县，附言中都写着“捐给大眼睛”。苏明娟的家人与当地希望工程办公室的同志商定，以后凡是汇给“大眼睛”的捐款，都视为寄给“希望工程”的。
1999年，一个题为“摄影在我们的记忆中”的大型调查，在摄影圈儿内评选。在过往百年的照片中，摄影家们普遍把“希望工程”的“大眼睛”排在了首位。
几乎同时，中央电视台也面向全国观众做过一次类似的调查，有93%的被调查者表示知道“大眼睛”，同时也知道由这双眼睛所代表的“希望工程”。
2006年11月23日，在北京华辰秋拍会上，“希望工程”的这幅标志性影像，拍出了30.8万元。解海龙当场宣布，将拍卖所得的全部在西藏捐建一所希望小学。
“有许多人认为，是城里人帮助了‘大眼睛’，但我认为是‘大眼睛’教育了我们城里人。是这双眼睛唤醒了更多人的关爱和责任心，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希望。”解海龙滔滔不绝地说，“只有‘大眼睛’看到了希望，我们这个社会才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