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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孙宏斌成为联想罪人的“大漏子”碰巧捅在了柳传志身上，说它碰巧是因为干部培训班结束后，柳传志去企业部给孙宏斌和他的下属训话，碰巧孙宏斌不在，便演化为一场剧烈的吵闹。
柳传志依旧是在干部培训班上的那套话，说孙宏斌还是干得挺好，但管理上有帮会成分；说企业部成绩很不错，但有“早小船”的潜在意识，而且还很明显。
他刚说到这里，底下便有几个人站起来说：“柳总，我们不是帮会。我们没有帮会成分。我们管理机制还是挺不错的。”一个人说完了，便有另外的人跟上，逐条逐字逐句地反驳。
柳传志没怎么搭理他们，接着讲了下去。底下的人见柳传志颇为顽固，就不停地站起来解释和反驳。秩序一时混乱，会议也就无法持续，戛然而止。柳传志阴沉着脸离开会场，他已经确信他到了必须动手的时刻。
这次不愉快的会议后不久，周玲秀找到孙宏斌，诘问他：
“怎么能这样？！”
“我说怎么了？”
……
相互的诘问也以不愉快收场，柳传志便与孙宏斌进行最后一次“交易”。孙宏斌说，柳传志跟他谈要他把那几个人家伙给开除了。
“我不能开除，”他说，“柳总我不能开除！”
在孙宏斌的记忆中，柳传志跟他谈过好几次，最后一次跟他谈的时候，柳传志说：“小孙你是要我，还是要那几个‘青瓜蛋子’？”他的潜台词很明显：你到底选择“加我减他们”还是选择“减我加他们”？
孙宏斌沉默了半晌之后，说：“我要那几个‘青瓜蛋子’……柳总，我把他们开除以后，我在这个部门威信何在？我没法管了，我干不了。如果他们真有问题，我肯定会开除他们。我对他们评价不坏，你并不了解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给你提了点意见。现在不能因为这件事就要开除他们，这叫我以后怎么管？”
那时候，二十来岁的孙宏斌并不知道那是柳传志对他的暗示，最后一个暗示。
孙宏斌最终的选择是告诉柳传志：“坚决不开除！”他并不知道柳传志对他们寄予了多大的希望，直到后来他才略微清晰：
“……我一直觉得他在那个环境里面身不由己——包括他对整个局面的把控和与老同志的沟通，包括他的位置。到了元庆那时候，柳总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对老同志的处理，都已有了非常成熟的想法了。”
多年以后，孙宏斌颇为感慨地说：“我性格还是比较刚，所以我跟柳总这种碰撞，其实很多地方现在看来是误会，很多地方是性格上的碰撞。如果我要是稍微……就没这事了。柳总可能也没这事了，性格的碰撞啊……”
他相信，正是他最后的选择，为他打通了通往监狱的道路。“其实那件事情最大的冲突就在这里，最终激化就激化在这个地方。”而那一场情感上的抉择，那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那间会议室，那戏剧化的场景，那种种矛盾和冲突，那内心的痛苦，如今仍时常找到他，使他对那片刻的记忆清晰如昨。
也只有到了那时候孙宏斌才终于明白，他并不仅仅是为了几个“青瓜蛋子”做出了牺牲。事实上，他更多的是为自己的性格和两种文化的冲突做出了牺牲，为一个“联想局”做出了牺牲——为了大局，柳传志请他出局了。
他相信，所有矛盾的爆发都因为文化的冲突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他记得郭为刚到联想的时候也很横，说什么“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就是要当元帅”之类的话，很是让一些人不快。现在，所有连续性的矛盾都聚集在这一刻，它们迫使柳传志做出最后的决定，而这决定几乎毁掉了孙宏斌的整个人生。
自从1988年来到联想之后，孙宏斌确实干得不赖，这使他赢得了柳传志和李勤的信任，也使他的职位和权力迅速飚升。没有人怀疑，在柳传志布下的“联想局”中，他将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
事实也是如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从普通员工变成了主任经理，而在他被柳传志端掉前夜，他还获得承诺将出任业务一部和业务二部合并后的业务部的总经理——尽管这事实上只是柳传志端掉他之前的缓兵之计——与他几乎同时进入联想的杨元庆获得这样的权力时，已是1994年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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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宏斌权力的迅速膨胀至少让一些“创业者”不安，这个新的“入局者”使他们感到威胁。孙宏斌说有一些人始终对他不放心：“柳总他不知道实际的情况，而老同志一直在向他反映我们的‘问题’。我想肯定有人向他反映了，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柳总肯定对我有些不信任，但是我干的还行……”
在孙宏斌的记忆里，柳传志因为不信任他，有一次就亲自跑去了长沙跟当地员工交流。他们交流的效果似乎不错，那些人都说分公司和孙宏斌的管理挺好。
柳传志后来也承认他们干得不赖：
“……从（1989年）10月份起，企业部建立了13个独资分公司，营业额据报达到了2400万。在解决干部的配备问题上，他们有创新思想，敢于进有能力的人，这对于我们有震动，有思想突破。”
但孙宏斌和他的下属们实在太强势了，在与“创业者”的对局中，他们赢得了权力也赢得了被减掉的危险。他们的权力之大也让总裁室感到难以控制，而他们的行动又给总裁室种下了“太独立”的坏印象。这一切逐步地累积，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孙宏斌似乎很有一套手段来驾驭他的下属，这点令柳传志也佩服不已：“那些人的确都很听他的话。我听说后来在监狱里，别的犯人也都很尊敬他；到了他后来办公司，很多女员工都暗恋他……”
毕显林记得他陪柳传志去听孙宏斌他们的一些会议时，他跟柳传志刚一进门，整个屋子里的人就跟军队一样，“腾”一下起立，看着孙宏斌的脸色和他的口令。等柳传志他们都进来以后，孙宏斌喊一声“坐来”，他们才都一起坐下。“孙宏斌那是一呼百应，我很佩服，这小子这么年轻，就管理的这么好，真是跟部队一样，而且他们的口径又特别一致，心又特别齐，弄得挺好，”毕显林说，“不久以后，我就听说他出事，说他们要拉出去另立山头。”
尽管没有另立起山头，这个人还是让柳传志感到些许恐慌。在“孙宏斌事件”之后，柳传志给孙宏斌的下属们总结出三句话：“只听孙总的，假装听李总的，不知道有柳总。”“不知道有柳总”是因为从1988年开始，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只听孙总的”使他相信孙宏斌的管理有帮会成分。
6
1990年3月下旬，干部培训班后几天里，事态的发展渐渐地脱离了孙宏斌的控制。而他和他的“兄弟”们的不冷静，最终促使柳传志下手。促使柳传志最终下手的，是孙宏斌他们的一次聚会。
有一天，整个企业部的人在北大勺园餐厅开会。他们的情绪异常激烈，就连孙宏斌也十分激动，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自从柳传志要他开除那些“青瓜蛋子”以来，他就被这种委屈包围了。在那天的会上，有人激动地说应该卷款逃跑，也有人说要赶紧独立，把货款转移走。
有一个密探向柳传志告了密，所以当天晚上柳传志便约孙宏斌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
柳传志与孙宏斌谈话的地方在科学院南路老联想的办公楼，平常孙宏斌他们办公的地方在中关村大街，与四通在同一栋楼上。孙宏斌到来的时候，柳传志并不知道孙宏斌的几个下属也尾随而去。
柳传志告诉孙宏斌，他已经知道了北大勺园餐厅聚会的事情，也知道了他们激烈的态度。孙宏斌记得：
“柳总说，他是一个非常强的人。他说我领导不了你，咱们俩都受到冲击。他说在香港的时候，看到你们企业部的小报写的东西，这个东西只有你能弄得出来，别人们都弄不出来。”
孙宏斌在他们的“小报”上写的文章是讨论“当前的形势下业务该怎么干”，但有了勺园的聚会之后，再讨论怎么干已经毫无意义了。
“后来他说咱俩当不了同事，他说这样咱俩好合好散，咱俩做不了同事做朋友。他说你自己到分公司去，随便选一个，你要愿意干哪个都行。当时我没听明白，我理解是无论哪个分公司让我选一个自己去干。后来我说不必了，我说柳总我还年轻，我才二十几岁，我自己再去干。我说不必了，我自己走。他最后一次跟我谈，第二天就……”
事实上，在与孙宏斌推心置腹地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前，柳传志已开始着手布局，安排各色人等秘密行动，以求一举端掉孙宏斌。他已经绞尽脑汁想出了端掉孙宏斌的办法。多年来，每次遇到让他感到棘手的问题，他都要殚精竭虑老半天，从他所深谙的中国智慧中找到解决问题的谋略。
最初他想先把孙宏斌控制起来，可那样算是非法拘禁；后来他派人去找公安局，公安局的答复是没有任何证据，不能抓人。于是柳传志就与派出所商量了一下，以其他的借口将孙宏斌“软禁”了。这便是柳传志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而这“非常时期”，就是他所谓的联想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柳传志召开了一次会议，住在清华大学的孙宏斌也参加了会议。柳传志在会上宣布，他自己担任企业发展部经理。孙宏斌被解职了。
会议结束的时候，孙宏斌的脑子中嗡嗡乱叫，他甚至记不清后来发生了什么。一切都太突然，一切都出人意料。更令他意外的是，他被“软禁”了。
“开始在西苑宾馆，有一堆人看着我。我在睡觉时，每天晚上床边坐两个人看着我，怕我自杀，我却呼呼大睡。”
负责看守他的那几个对他很是佩服，态度也还和蔼。一个叫郭华的说：“看来你还真是个人物，还能吃能睡，呼呼地睡。”
孙宏斌说：“我是累的，天天都累。”
从那时起，孙宏斌就失去了自由。但孙宏斌还是整夜整夜都沉浸在平静之中，他有时候会忘乎所以地感到事情并不严重，浮想联翩，眼前出现自己恢复自由后要描摹的蓝图。他相信自己会得到安全和自由。“我一直坚信我没有事，如果有事的话，我可能就逃了”，他说，“当时要走还是有机会走，可是一直坚信我没事。”
戏剧化的场景不断上演，先是一个姓杨的人要拿走他的BP机，他们发生了冲突，七八个人差点演化为一场暴力游戏。几天后，当他被转移到北京西北郊的东北旺时，又上演了他的几个下属“劫狱”的戏剧。看守他的人和拯救他的人手持家伙对峙时，他站在房间的门口，大声呵斥他们，要他们马上离开。他们果然听话，乖乖地离开了。
即使被送入看守所，孙宏斌也未曾想到他的幻想将告毁灭；即使拿到海淀区法院的判决书，他也从来没有相信他会有罪，会被判刑。但是现在，他不再欺骗自己了。他知道，一切的反驳和反抗终将变成毫无意义，惟一可以安慰他的，是联想集团最终还为他求了点情，少判了他几年。
很多年之后，已经东山再起的孙宏斌与柳传志聊天时才明白，到底是什么力量将他推进了监狱的大门。是柳传志，是许多个柳传志，他们都把这当成了联想集团生死存亡的大事；是他那些情绪失控的下属，是许多个讲义气、重感情的“青瓜蛋子”，他们要拯救他，却差点毁灭了他。
“因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帮人在做事，其实当时前前后后就那么几天时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过激的话，可能柳总都知道了……仅仅过了几天时间，我就已经无力控制局面了。”
有时候孙宏斌会感到沮丧，他觉得他们的那些话如果在一年内，甚至在两个月内说的话，他都能控制局面。但是，在局势最混乱的几天里，在每个人内心都充满愤怒的几天里，在他被“控制”起来的几天里，他已失去了控制局面的一丁点能力。
然而，所有这一切最终会归咎于他个人，这是他必须承受的宿命。事过境迁之后，他自己倒也坦然：
“现在我也觉得，你作为领导的人，有的功劳是你的，有的委屈也是你的。因为有些功劳本不是你干的事算你头上了，所以有的委屈也并不是你的事，算在你头上也很正常。为什么别人干活，都算你头上？因为你是总经理……每个人都在受偶然性影响，我觉得每个人都得认，不管好的坏的都得认，……要那帮人不胡说八道就没事了。”
他也从来不相信自己手下的那些年轻人有多大坏心，能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更不相信他们是黑社会。“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比我还年轻”，他说，“当时那种气氛下，他们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再加上当时联想老同志又比较多，于是便促发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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