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资料图）
最近郎咸平一定很苦恼，因为一直有媒体说他和《叶问3》票房造假的快鹿集团有关联，昨天更是有调查媒体将这一层关系证实。
真的是很不给郎教授面子，作为一个经济学者，说人家和骗子同台也太影响人的公信力了。
不过看看郎咸平这十几年，从一个意气风发的直言书生，镁光灯下的明星学者，为啥会“堕落”到与骗子同台呢？
曾代表中小股民疾呼：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十五年前，刚刚出名的“郎监管”恐怕没有这样的苦恼。是时，郎咸平刚刚到大陆发展不久，担任《新财富》杂志的学术顾问（2001-2003），之后半年，郎咸平携手《新财富》创下“郎骂”的名声，其犀利辛辣可见一斑。
在这段时间，郎咸平首创“研究型报道”，并向当时如日中天的德隆系发起进攻。
当年的郎咸平是这样工作的：“假如说是10个董事，有的在北京，有的在新疆，我们就派助理到这10个城市的工商局把资料调出来，再看它的股东、董事是谁。这 个工作做了3个月。我们带了律师去，资料上都有各地工商局盖的公章。通过这种功夫，一个庞大的邪恶帝国浮出水面了，整个一场制造资金黑洞的前奏！”
为此郎咸平颇为自得：“我们所用的资料都是他们自己公开披露的信息，要用这些信息来证明其中的矛盾，没有‘两把刷子’是不敢的。”即使反对他的经济学家也承认：郎咸平的财务分析是一流的。
当时德隆系资本市场第一猛庄之称,一度涉足几乎所有金融行业。所以郎咸平以学者身份第一个站出来痛骂德隆，说“大家投入德隆的钱是拿不回来的”。举世哗然。而他2003年在演讲中又放言“德隆资金链不出半年就绷不住了”，一语成谶。
“当我证明德隆是错的以后，多少企业感到震惊！这就是我的市场！”郎咸平从此被当作中小股东代言人，博得“郎监管”之名。而在网络民意调查中，郎咸平的支持率高达90％。
成功预言德隆的倒台后，郎咸平又大胆抨击TCL、海尔、柯林格尔等一系列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当时“国退民进”的争论中，他也屡遭围攻炮轰，但他依然故我，词锋尖锐。
“我反对‘国退民进’，即使企业家干得再好，也不能把企业送给他！”
他代表中小股民大声疾呼：“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郎咸平批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顾雏军用“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的“七板斧”巧取豪夺了大量国有资产，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
2004 年8月9日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以格林柯尔为案例讲述大型国有企业如何在产权改革过程中资产被 私人所侵吞，致使股市中小股民利益受损等问题，并倡导立即停止目前的产权改革，而应建立一套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
郎咸平当年的道德感 觉是这样的：“从2003年底2004年开始，社会、舆论对我的期许非常高，对我个人品格的要求很高：你必须完全独立，不然怎么替中小股民说话。”在采访 中，郎咸平直言自己想成为真正的“郎监管”：“如果我来负责国企的话，必须以全民利益为中心进行改革，建立一个职业经理人制度，政府强力监管、信托责任和 激励三者并行。”
在当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任田采访时，郎咸平还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的所学所思所想都是为了完成一个伟大的革命，我义无反顾地冲击，永不言败，没有任何妥协，其实失败的概率是很大的。目的就是想引起政府的震动，通过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将一切还之于老百姓。”
这个阶段的郎咸平被媒体描述为“瞄准大型国企产权改革大胆开炮的愤怒书生”。
有经济学家一针见血指出：“郎咸平没有把‘国资流失’研究诉诸经济学界，而是诉诸媒体，由此可见呼吁的不是学界，而是公众的反应，是炒作。”
而郎咸平表示：“我就是要呼吁公众意识的觉醒，来推动我的主张实现。我根本就不稀罕经济学家对我的肯定，我真正稀罕的是民众和企业家对我的肯定。”
于是在报纸上、网络上，甚至在他主持的电视“脱口秀”里，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在不遗余力地“鼓吹”的郎咸平。
“我要做经济学领域的谢霆峰”
郎咸平的这一面也常常被人提及，被人议论。
少年郎咸平初中成绩差、被分到不能升学的“放牛班”，每次升学、考试都是莫大的难题，即使从沃顿商学院归来，去太大申请工作也竟然被拒。《新民周刊》的描述：“过多挫折、过多压抑让郎咸平比常人更渴望成就。”判断自己在海外和香港不可能有大的发展，郎咸平转战大陆。
据描述，当时“他一下飞机，就有很多人打招呼，学生、记者围着他追问，大企业家见到他又敬又畏，圈内人有事都会给他打电话。郎咸平兴奋地奔走于课堂、讲座与电视主持之间。”
他的一位助手说：“郎先生太享受这种当明星的感觉了，他天生就喜欢被人推崇和簇拥。”郎咸平自已也承认：“我是一个喜欢生活在闪光灯下的学者。”
郎咸平（资料图）
对自己成名成腕的强烈欲望，郎咸平倒也不否认：“我要做经济学领域的谢霆峰。”也正是这一点让人诟病。
郎咸平确实堪称“经济摇滚”明星，媒体描述“他的前卫、尖锐、颠覆性以及在公众中受欢迎程度足以让崔健黯然逊色。”
他曾经说过：“语言需要包装，局部放大，把你最完美的一面呈现出来。我发现我做的事情和女明星是一样的。”
2009 年他在采访中自况：“这一两年可能算是我由学术开始向大众化转型的阶段。以前在象牙塔里做文章，到了这一两年慢慢爆发了，是我这么多年积累的爆发。我发觉 我的外在也好、学养也好，可能更适合在镁光灯下发挥，把这些复杂的问题用非常简单的、平易近人的语言，我个人称之为“百姓经济学”的方式向公众传播。”
随后数年间，郎咸平经历了更彻底的转型，凤凰财经曾专门总结：“短短数年间，郎咸平从籍籍无名到大名鼎鼎。而这期间，郎在公众面前表达的思想也经历了两次转 向：从技术性的财务分析到战略家的指点江山，再到碎片化的时评家。这两次转向正对应着社会情绪的起起伏伏。或者说，是郎对社会情绪的精准把握。”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偶尔会在采访中提到“一看就知道受众是什么样的人”、“我在不同场合讲不同的话”。
郎咸平这一阶段的文章包括“美国正通过三大战争殖民化中国经济”、“奢侈品市场火爆是经济更大危机的前兆”，而最能体现郎咸平敏感嗅觉的是专访郭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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