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上调了中国2016年和2017年的经济增速预期，分别各上调0.2个百分点至6.5%和6.2%。
IMF指出，由于债务增加、盈利下滑，中国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正在变弱，存在坏账风险的债务已经占到了总值的14%，而2010年~2015年的平均比例仅为4%。
根据IMF在一年半前的测算，中国房地产库存为10亿平方米，需要4~5年才能消化。
近期，中国经济企稳的迹象有目共睹——人民币汇率企稳、通胀数据好转、一季度GDP增速符合预期。在此背景下，全球市场波动也逐步平抑。然而，今年下半年的全球性挑战丝毫没有减少，因此如何利用好这平稳期，对中国而言具有战略性意义。
北京时间4月1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春季年会正式闭幕前，与往年一样，IMF副总裁朱民出席并主持了媒体圆桌会。除了号脉全球经济走 势，朱民也特别针对中国如何利用好难能可贵的经济企稳期推动再平衡的改革战略，作出了详细解析。朱民在IMF的任期也将于今年7月到期，因此，这也可能是 他在IMF的最后一次媒体圆桌会。
在朱民看来，经济企稳后，中国应该加大力度推进改革，并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以扶持；他还称，债转股仅对较为健康的企业债务可行，否则可能是转移金融风险；对于全球经济，在全球联动性不断加大的今天，美联储对于加息应该更加谨慎。
政策见效中国改革需接力
4月15日，最新公布的中国2016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从去年第四季度的6.8%微降至6.7%，符合市场预期；也就是在4月12日，IMF上 调了中国2016年和2017年的经济增速预期，分别各上调0.2个百分点至6.5%和6.2%；德意志银行更是将中国2016年全年GDP增速预期上调 至6.7%。各界也都笑称，IMF似乎有一颗可以预见未来的“水晶球”。
对此，朱民指出，中国的一系列政策起了作用，因此IMF上调了今明两年的中国增速预期，毕竟政策有延续性。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和潜在增速已经比较接近，因此刺激力度不能过大，否则增长势头就很难持续，”朱民建议，在经济刚开始企稳回升的时候，要通过改革树立信心，而不是单靠刺激政策继续扩大增长，考虑增长的可持续性很重要。
无独有偶，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对于改革的推进，时机也至关重要。当前全球金融市场波动趋于平静，美联 储加息步伐趋缓，“因此，国内应该利用目前相对有利的经济形势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以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为将来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集体转向而未雨绸 缪，否则未来的每一年都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他认为，跳出年内小周期来看，中长期内中国经济所需面对的“3D挑战”(债务Debt、人口Demographic、低通胀Disinflation)形势依然严峻。
“鉴于美联储已经进入了加息通道，我们认为加息只是时间的问题，不是与否的问题。而且最近美联储主席耶伦已经在公开场合开始提及‘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可能性，这对全球流动性的影响相对于加息更为直接。”章俊称。
中国债转股标的是关键
尽管中国经济再平衡取得进步，但中国公司盈利能力在过去五年持续疲软，债务积压问题凸显。
IMF指出，由于债务增加、盈利下滑，中国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正在变弱——当前中国公司债务/EBItdA(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 之比的中位数为4，这比起2010年来翻倍。存在坏账风险的债务(无法产生足够盈利来支付利息)已经占到了总值的14%，而2010年~2015年的平均 比例仅为4%。
随着经济转型压力加大、国企刚性兑付被不断打破，中铁物资近期也成为首个债券申请暂停交易的央企公司，而“债转股”似乎是缓冲坏账、平滑经济周期的良策。
对此，朱民建议：“债转股只有转好的企业债才有意义，否则可能会将风险转移至金融系统中去，中国应该要以市场化的方法解决去杠杆问题。”在他看来，债转股只是去杠杆的一部分，此外还包括企业债务重组、破产重组。
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企业是中国去杠杆进程中的“重头戏”。当前，中国是否要像稳定股市一样进一步稳定楼市？
面对记者的提问，朱民表示：“如果不消化库存，房地产开发商就不会继续投资。因此如果要推进经济增长，一定要坚决去库存。”
在他看来，中国房地产市场仍面临两大突出问题——库存过高、价格过高。
根据IMF在一年半前的测算，中国房地产库存为10亿平方米，需要4~5年才能消化。
当然，这绝不会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中国房地产投资占到总体投资的20%~25%，增速一直保持在约30%。当前从30%放缓至0，这也是导致中国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据我们测算，这对中国GDP的影响达到1.5%。”
建议美联储谨慎加息
对于中国而言，改革的时间窗口在很大程度上与美联储再度加息的时点紧密相关。
美国是朱民所负责提供政策建议的国家之一，因此朱民一直与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保持着密切沟通，IMF始终建议美联储加息要谨慎，同时要以数据为主，因为当前全球金融市场的联动性已经不断强化，既有美国对海外的“溢出效应”，海外对美国的“回溢效应”也与日俱增。
从美国经济基本面而言，价格稳定(通胀)和就业是两大重要指标。就通胀数据而言，美国当前离2%的目标仍有很大距离，“其实看通胀更要看PPI，全球80%的经济体PPI为负，可贸易产品价格降幅巨大，表明全球需求不振、竞争加剧。”朱民称。
此外，尽管美国5%的失业率创下危机以来新低，但美国劳动力市场指数并没有表面那么光鲜。“当前有个评估的难点，即失业率是一个调研概念，而不是统 计；第二，美国劳动力的参与率下降了3个百分点，这3个百分点是不是或应不应该换成失业率？这在美联储内部和各大机构之间争议巨大，各方都有无数模型在进 行计算。”
除了美国本身，海外市场的波动对美国的影响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美国金融市场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银行融资功能逐渐转向影子银行，即资产管理公司，其一大特点就是全球化配置。当前影子银行定义也发生了区别，在2007年时是指货币市场基金。”朱民称。
他表示，美国资产管理公司在海外投资的规模不断加大，“如海外投资者对于印尼、马来西亚等新兴市场的投资占比从10年前的5%到了今天的30%~40%。”
不仅如此，上述投资的集中度也很高，“全球主要五大基金占了新兴市场股票的相当大部分，因此任何波动都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美国难以幸免。此外，虽然中国对美国的直接金融市场影响还不大，但中国经济走势也会直接影响到美国市场的信心。”
可见，种种迹象都在支持一种观点，这也是IMF始终坚持的观点——海外贸易和金融交易对美国经济影响很大，美联储应谨慎加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