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她在Dior蒙田大街转角宽敞的L形办公室，这位铂金发色的设计师并没有画烟熏眼妆，坐在堆放着时装期刊的桌子后。不同于Valentino的迷彩印花，这里墙上挂着当代意大利艺术家Pietro Ruffo的大幅“害怕留白”（horror vacuii）的画作，画布上布满了液体墨水圆圈。书桌上方有几幅弗朗哥·安吉力（Franco Angeli）的画作，迈克尔·冈比诺（Michael Gambino）轻盈的雕塑，还有一些从古董书页里取出的蝴蝶。桌子下放着6个正方形的灰色盒子，每个盒子代表着一位她在Dior的前辈设计师，附有其相关画作的索引卡，是公司公关部在Chiuri上任时送她的礼物。
“我将自己视作品牌的策展人与设计师，”她很谨慎地强调了这点，“Dior有很多很多故事，不只是Dior先生在这里度过的10年，是这里所有的设计师。刚开始我感到很难理解，因为这个故事实在太长了，我决定从这段历史中的不同时刻选择不同的片断。”
Chiuri不仅是Dior的第一位女性创意总监，也是第四位非法国设计师。“如果你要和我谈意大利品牌，我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们的故事更像是一部高级成衣的历史，”她用这种方式来强调Dior档案对她适应新角色的重要性，“在Dior这样的品牌，某种程度上，谁来做设计师很重要，但人们真正想要的，永远是Dior。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以自我中心的世界，但在未来，你记得的只有Dior。”
“我认为，现在的新世代并不了解时装，”她说，“有了互联网，有了Instagram，‘千禧一代’只知道现在流行的时尚，不懂时尚的历史。有时候你看那些Instagram上的评论，你会发现评论中其实不怎么了解时尚的历史。不仅是对Dior，是对所有的品牌都不了解。如果你有很宏大的故事，你想保留你那些标志性元素，你需要保护它，去谈论它。”
档案馆内，品牌在保护方式上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关注，足以匹配其在高级时装领域的精湛工艺。专门定制的衣架与假人模特单独按照不同衣服的形状来设计，保留足够空间不与其它衣服碰触。层层货架上的灰色盒子放着配饰的定制盒；珠宝箱外包裹这泡沫防止脱离；文件、信件与册页保存在用清晰字体书写的类似盒子里。还有专门留给十几个档案团队成员的办公空间；一间配以木板货架与巨大的隐蔽屏的Dior图书馆；还有一整个空间全部用以存护与包装服装。
自1996年以来担任Dior首席策展人（chief curator）的Soizic Pfaff领导该品牌迈进21世纪，她时时刻刻花在脸上的微笑，也暗示着她所在的部门已变得非常重要。“Bernard Arnault先生在1980年代初收购Christian Dior之后，我们才真正开始有了档案，这已经是品牌创办40年后才开始的了，”她解释道，“此外，当时负责档案的女士只想买回Dior先生本人设计的服装。如今我们努力按照整个时间线买回来更多——来自Marc Bohan、Saint Laurent、John Galliano的作品。我们正努力做的是，与博物馆、收藏家、客户合作，为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每一件服装创造出一个完整的库存。”
以前的档案室也距离Dior总部较远，空间也很小，Pfaff表示这对保存服装来说并非理想，并不允许客人进行参观。Dior国际通讯副总裁Olivier Bialobos率先改造时装屋的档案项目，希望能充分利用其潜力。尽管依旧不对公众开放，新空间肩负起时装屋数个方面的责任：作为设计部门的资源、教育从店长到高管全部员工的空间、对身份显赫的品牌客户到时装院校学生进行展示、Dior市场营销的资源。
“我们需要给所有的故事赋予价值。现在有了全部这些巡回展览，我们希望能创新出一种链接，因为Dior也是最早创建海外分公司的企业之一，”Bialobos说，“例如，在布伦海姆宫（Blenheim Palace）的最后一次巡回展上，我们就带去了这里档案的很多物件用来展示历史。”他所说的这些故事也指的是当今大型时装品牌创造出来的大量内容，用来填充从社交媒体平台、体验零售计划到展览、重量级大部头时装书籍，比如Assouline出版社最近出版的《Christian Dior时期的Dior：1947-1957》（Dior by Christian Dior 1947-1957 1947-1957）），该书亦是品牌官方出版的系列书籍的第一卷，其它卷册还将记录继承Dior先生衣钵的各位设计师——Yves Saint Laurant、Marc Bohan、Gianfranco Ferre、John Galliano、Raf Simons在时装屋的设计作品。
这又将我们带回了Maria Grazia Chiuri的办公桌前。Pfaff极其兴奋地告诉我们，Chiuri是也是第一位对公司原本生意细节有兴趣的创意总监。确实如此，你很难不注意到Chiuri办公桌上有份看起来很特殊的文件，与她收集的漂亮杂志与艺术书籍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就是Dior先生1952年商业计划书的副本。与她轻轻翻动这份文件，十分明显的是其对美学确实不太强调，相反地，这突出了作为创业实干家的Christian Dior的形象：出口到超过27个国家、建立国际范围内的特许经销业务、年复一年追求快速扩张。“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你能想象当时的设计师会这么……”她突然顿了顿，说道”……这么有野心。太不可思议了。”
Chiuri对时装屋新档案空间里这份商业文件的思考，不亚于衣服能提供给她的有趣洞见，不难想到她是多么留心这个大型、多层次、名称冠于从高级定制时装礼服到机场售香水的品牌的商业侧面。
当然了，Raf Simons此前离职，部分原因亦包括其对缺乏创意的一致性，以及他对Dior不规则铺展至多个方面的大规模生意缺乏创意控制。但Chiuri有着不同的观点。
“如果你想做更接近你本人的东西，你要做的是你的个人品牌，”她说，“如果你决定成为Dior这样的品牌的设计师，你必须在要更宏观的层面去考虑事情。你必须将品牌与你个人的故事结合，找到合适的平衡，因为全球各地的人们知道的始终的Dior这个品牌——你永远不该忘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