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之后的两年,关于崔永元离职的传闻从未中断,偶尔还会窜上娱乐新闻的显要位置。有记者问起,他也会回一句,“这事没必要没完没了地说。”
实际上,他一直在“没完没了”地坚持。崔永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早在三年前就交了辞职申请,一直未能遂愿。他选择离开的原因简单,“精神压力大,不太适合做节目。”
在同事们眼中,崔永元人缘不错,没有私人矛盾,与世无争。他经常去台长办公室,但反映的从来都是业务问题。“所以辞职完全是个人选择,没有其他因素。”崔永元说。
但台里对待“个人选择”似乎也有差异,比他晚交辞职申请的李咏却 比他提前离职。“这对我是个刺激,他比我影响力大,他能走,为什么我不能呢?”崔永元念叨。2013年9月,他在微博中的一句“麻烦以后不要叫我央视名 嘴”再次引起波澜。媒体不会放过任何捕风捉影的机会。在媒体众说纷纭的报道之中,央视总编室“不知情”的回复更让事件扑朔迷离。
“当时主要是在走程序,请辞报告先交所在部门,再逐级上交。媒体问总编室时,或许报告还没交上来,所以他们可能真不知道。”崔永元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是 年11月,崔永元在参加河南卫视《成语英雄》节目时,称已决定离开央视,将去大学教书。12月18日,他在微博上承认已正式离职,赴中国传媒大学任教。而 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此之前的十余天时间中,他正实施着一场即将引发公众高度关注和争论的行动——赴美拍摄转基因调查纪录片。
这一切源于2013年9月8日的一条微博。
当 时,他看到一则新闻,有人称“要创造条件让国人天天都吃转基因”。他对这样的语言模式很反感。尽管他当时并不知道转基因是什么,但他在微博中写道:你可以 选择吃,我可以选择不吃。你可以说你懂“科学”,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你可以说我白痴,我也可以说你白吃。
他未料到,这将是一场口水“战争”的序幕。崔永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难听的话很快布满了评论,这让他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大事,否则对方怎么这么快就亮剑呢?”
一向“轴”的崔永元正式跟转因基杠上了。
这几乎成了他每天微博上必谈的话题,最终,他决定赴美拍摄纪录片。当他把自费100万人民币拍摄的40小时的素材剪辑为69分钟的纪录片在网上放出后,褒贬声接踵而至,支持者认客观中立理性,反对方称为调查不科学,预设立场。
小崔不干了,“我是学新闻的,什么是预设立场,我拿五万块钱雇人在美国找些反转基因的人随便拍拍不就得了,我可以投机取巧,但那不是我为人做事的风格。”崔永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说,他反对的不是转基因,而是公众缺乏知情权和选择权。“我去美国调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他们可以选择一辈子吃或不吃转基因食品,因为所有食品都是明确标注的,而我们就做不到。”崔永元说。
然而,网上的质疑和谩骂声并未停止。遇到讲理的,他会跟对方理论几句,碰上出口成脏的,他也不含糊,甩出几句粗话。网民对他的应对方式感到错愕,这不再是他们心中那个在央视坏笑着的崔永元。
他 并不在乎外界的评价。早在他因为主持《实话实说》走红后的第三天,父母就警告他,爬得越高,摔得越狠。但在他执拗的性格基因中,声誉似乎可以忽略。“之前 你们说我是中国最好主持人,什么媒体良心,现在又说是小丑、公知,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会因为你们改变自己吗?”他这样说。
“时代分化得很厉害,我的观念还没有转过来”
微博,是崔永元与外界相连的最便捷的途径。但他自认为还是与时代脱节了。他的证据是自己连长微博都不会发。为了发篇长文,他连续发出十五条短微博。网站看不下去,派了人当面教他。
他也用微信,但不会发朋友圈。他的微信主要是与海外的朋友联系,遇到老物件可以随时沟通。一位在日本的朋友发现了他想要的《日本联队史》,共103卷,出版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崔永元毫不犹豫,按住语音:“买!”
30 多万件藏品,也考验着崔永元的记忆,但如此的规模显然已很难完全掌握。在崔永元的身后的展柜里,摆放着抗战时期的日本瓷杯——日军每攻陷中国一座城市,日 本国内会为其烧制一款作为纪念。崔永元说,瓷杯已很难收齐,即使要好的朋友开口,他也不会忍痛割爱。助理在旁边搭腔:“钱文忠老师已经拿走好几个了。”作 为复旦大学的教授,钱文忠也是崔永元的好友。崔永元嗔怪:“他怎么什么都拿?”“我说那是一对不能拆开,他说既然是一对,那先拿一个就够了。”助理答道。
其实,崔永元很享受朋友“偷”走藏品的乐趣,这也意味着他也终于可以“琢磨”对方一两个老物件了。当然,他最大的快乐还是沉浸在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中。
在二楼的电影博物馆里,中央摆放着大型电影放映设备,墙上挂着1923年的电影海报和1930年代的旗袍,展柜里放着周璇用过的墨盒和胭脂盒,拍《白毛女》时用过的镰刀,阮玲玉去世时守灵照以及被崔永元称为国宝的《武训传》的剧本。
“威 震中国电影博物馆是毫无疑问的。”崔永元满脸得意。他把收集到的史料中颇有意味的内容摘录下来,贴在墙上。比如,他摘了著名导演沈浮婉拒海燕电影制片厂厂 长一职给电影局的回信:解放后我还没有一部像样的片子,而拍不出像样的子的最大原因是我脱离了生活,我原以准备下去生活的计划,这样一来,是不是还可以 呢。
或许是感同身受,崔永元笑言,他甚至想把这段话拿给曾经的央视领导。除此之外,崔永元摘录的《平原游击队》剧本的审查意见更有代表 性:全篇从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的对比上看,松井这个人物比较突出,李向阳虽然表现出了机智勇敢,但不如松井老练成熟。这个感觉主要是因为李向阳对敌情估计 缺少表现,而表现李向阳机智的地方也是随手拈来,显得过于容易。“这就要打回去重改了。”崔永元笑着说。
在旁边一间馆室里,大多展出的是新电影的道具,《十月围城》里孙中山的帽子,《山楂树之恋》中的钢笔和脸盆,《三枪拍案惊奇》开场出现的波斯大炮,囿于空间无法展出的《太阳照常升起》里的拖拉机。与之相匹配的是墙上贴着这些电影的海报,最新的《归来》也在其中。
在众多道具中,有一个破旧的铜号,那是冯小刚《集结号》中的标志道具。2003年,冯小刚《手机》上映后,崔永元对这部电影的批评曾被媒体热炒,在公众心中,二人一度失和。尽管11年过去了,但崔永元认为这个标志事件令他如梦方醒。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的初衷只是文艺批评,并误认为社会依旧有这种氛围,但媒体的反响和周边人的反应让他绝望,“这个社会怎么能这样,还是只对我这样,”崔永元日后猛醒,“其实是早就进入互联网时代了,而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在此后长达十年时间,或许算作崔永元对网络时代的适应期。现在,他听说为了宣传电影会专门炮制男女主角的绯闻,也只会淡淡一笑,“这要是换以前,我肯定接受不了,心里会想这他妈还是人吗?”
如今,对于网络的喧嚣,他习以为常。但似乎仍然难以与这个时代无缝对接。6月2日晚,他在微博感叹,世界杯都是后半夜踢,简直是为自己举办的。这条 微博引来1468条评论,而平时,他的微博评论只有一百多条。“你说这有什么可评论的,就是一句玩笑话,现在是越发无聊的掺和的人越多,要说正经的事,反 而没人关注。”他有些不平。
崔永元也发现了与时代的某种代沟。他问90后的女儿和80后的助理,会不会去看电影《归来》。两人异口同声地拒绝了。“那你们会看什么?”女儿和助理的答案让他一脸失望:《X战警》和《小时代》。
崔 永元马上想到一位韩国导演问他的问题:如果没有禁区,你会拍什么电影?崔永元想都没想:“粉碎‘四人帮’和‘913’事件。”这位导演说,他们曾想拍光州 事件,但解禁之后,拍出来却没有人看了。“这个时代已经分化得很厉害,但我的观念还没有转过来。”崔永元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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