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家人的“娃娃亲”
路月浦回忆，因为那张和王文黎手挽手的合影，儿时常被姐姐逗乐。
原来，1935年，路月浦出生；同年，王文黎出生。两位本就要好的父亲喜不自禁，相约结为儿女亲家，还主张把两个孩子交换抚养，此事最终作罢，但两家情谊由此可见一斑。
1937年9月10日，已经升任少将参谋长的路景荣，带领583团，在月浦镇英勇杀敌时，不幸中弹身亡。
消息传到武汉，王禹九悲痛欲绝。1937年9月28日，王在日记中写道：此生不死，定当尽力之所及，帮助他子女成人。
王禹九惦记与好友生前的约定：“离儿（后改名为黎）与永翔的婚事，静兄在日曾经多次说话，后以我妻反对作罢。自静吾（路景荣号静吾）殉国后，妻意设将来二小儿女不至十分相差，当促成之。”
当 年11月，王禹九亦奔赴淞沪会战前线。1939年，王禹九参加南昌会战率部突围时壮烈牺牲，时年37岁，国民政府追晋为陆军中将。
王禹九牺牲之后，他出征前的遗嘱公开。遗嘱开头的几句话就是：“强邻压境，国步艰难。为国捐躯，份所应尔……”
路月浦亦记得父亲当年刚上战场寄回的家书：“对日作战不可避免，这次战争非比寻常，军人守土有责，打不退日军进攻，决不苟全性命。”
至此，两位将军求仁得仁，以身殉国。而在这两位抗日名将的身后，两位母亲带着孩子颠沛流离，从此天各一方。
70多年后再相见，路月浦和王文黎皆有家室，子孙成群。提及当年那段“娃娃亲”，两位老人大笑之余，更感慨岁月沧桑。
将军离去之后
路月浦介绍，父亲牺牲后，上海和常州很快沦陷，母亲张瑞华被迫将小妹路洁霞留在外公家抚养，自己带着大女儿和路月浦，踏上逃难流亡之路。当时，张瑞华腹中还怀有一子。
几个月后，路月浦最小的妹妹在湖南益阳出生。一个孤寡女人，带着3个孩子在异乡，本就十分不易，加上战火纷扰，吃尽苦头。
成长中，路月浦关于父亲的记忆非常模糊，除了知道自己的名字来自于父亲牺牲地，另一个与父亲的联系便是一把中正剑，这是路景荣曾经佩戴的。
路月浦把宝剑挂在床头，想象父亲提剑杀敌的样子。
后来，一伙土匪盯上了这孤儿寡母，以为是军官家属，再潦倒也会有油水。于是，闯进路月浦家中。为了保护母亲，路月浦挺身而出，无奈太过年幼，土匪将家中洗劫一空，父亲遗留的那把宝剑，也未能幸免。
路月浦大哭。这段经历成为路月浦的心结，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父亲不在身边的痛苦。
更痛苦的，是路月浦的母亲。
“我以后的痛苦不知要到什么样了”，张瑞华在一张和丈夫合影的照片背后写道，“我终日的希望，把你遗下来的子女（抚养成人），将来为你报仇，你要在阴中保佑你的儿女！”因生活困苦，张瑞华几度想轻生，但最终因孩子而放弃。
而在王文黎的记忆中，经历了如同路月浦一样的困苦生活，“甚至更苦”，“我们是没有童年的一代人”，王文黎说。
为父亲正名
两位将军牺牲时，路月浦和王文黎都不过三四岁，这让两人对父亲的印象非常模糊。加之，
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都被戴上了“反动军官家属”的帽子，两人对父亲的身份更加迷茫。
“文革”结束之后，为了给父亲恢复“烈士”的名分，两家人开始了大量的走访、搜集证据，这一过程中，路月浦、王文黎在史料中、图片中，开始重新“认识”父亲。“他是一个豪情满怀的爱国军人、慷慨赴死的抗日烈士”，王文黎说。
1950年，国务院曾出台明文规定，“承认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官兵为烈士”。手握这一“尚方宝剑”，尽管天各一方，没有联系，但路月浦和王文黎几乎同时踏上为父亲“正名”的道路。
路月浦和母亲多年奔走，辗转多个部门呈情，得到的答复都是，“是有这样的规定，但现在行不通。”
终于，借着平凡冤假错案、全面落实政策的东风，路月浦一家多年的努力终有结果。
1981年，江苏省睢宁县革命委员会发出一纸公文：承认路景荣同志为烈士。
张瑞华获悉后，热泪盈眶。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当天在记事本上写下这样一段文字：“1981年正月初七，得悉静吾评为烈士，大喜。”
3年后，王文黎一家人的努力也有结果。上海市人民政府发文确认：王禹九为烈士。
“正是这张纸掀掉了多年压在众亲友身上的‘精神枷锁’，大家欢欣鼓舞。”王文黎说。
1982年，路月浦调回南京在江苏省商业厅工作，想把父亲遗骨迁葬到南京。再回常州，才发现，公社大规模平整土地后，已找不到父亲当年的墓地。
一家人只好竭力分辨大概是原来的坟墓之处，焚香烧纸。
路月浦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母亲眼泪长流，不停地呼唤“静吾英魂归来啊！我们一起回家……静吾归来啊，回家……”
深深地悲恸之后，张瑞华拾起纸灰和黑土，装进骨灰盒，带回南京，安置进到觉寺墓园。
1998年，张瑞华病故，按老人遗愿，路月浦将父母合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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