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办手续折腾半年，损失谁买单？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为给冯涛办出生证时闹的乌龙，刘丽不得不回老家收集文件，证明冯涛不是她的孩子：“他们就只是口头通知我，叫我要提供公安盖章的几份文件，没有任何文字方面的说明。去年11月，我回老家两趟，按他们的要求，找来了冯涛的出生证和户口本，也找老家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出示了一份文字资料说明冯涛的父母是冯胜和刘湘，还有公安局盖的章。”然而，折腾了三个月回来，她去找公安部门办理手续时才得知卡在了计生环节：“公安部门的人说之前的计生证无效，已被退回，要计生部门调查后重新开一个。而计生部门调查情况重新开了证明后，公安的人又说计生部门怎么可以随便开证明，说要追究计生部门的责任。”刘丽表示，这四个月的时间里，除非自己打电话，否则公安部门没人通知他们办理任何手续。
说起此事，王阳非常愤怒：“既然我们找来了老家公安局的证明材料，深圳公安还不信，那深圳公安为啥不直接找湖南公安对接？这么折腾我们，严重影响我们的工作，这让我们在整个事件中感到非常屈辱！”
更让夫妻俩难以接受的是，深圳市公安局要求刘丽和王阳、刘湘一家三口等五人一起做亲子鉴定，证明刘丽不是冯涛的生母，这让王阳觉得太委屈：“年前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我们要做亲子鉴定，让我老婆、冯涛和冯胜一起做鉴定，但年后通知时又变成要五个人一起去了。先要五个人一起到公安局去登记申请做亲子鉴定，然后等结果，当天不一定排得上号，要等通知，通知下来后，五个人又得一起过去。单是做鉴定就得6000多块钱，他们一家人来回路费起码得2000多，还没算上我们的误工费，我们这些损失谁买单？为什么当初不把要求一次性说清楚，害我们折腾那么多趟？”
南都记者于2月12日联系深圳市公安局，并致采访函给相关工作人员。虽然南都记者每日均有向相关工作人员了解回复进展，均被告知已在处理，会有人尽快回复，但截至昨日下午6时30分，记者仍未收到任何回复。
律师观点
做亲子鉴定要求合理但牵涉人数过多
广和律师事务所廖建业律师对刘丽的情况持相似见解：“公安部门要求做亲子鉴定是合理的，但让五个人一起做就有点过分了，从出生证看，冯涛的生父是冯胜、生母是刘湘，如果真要做鉴定，让刘丽和冯涛做就行，如果公安部门担心作假，可以加上刘湘和冯胜，没必要让王阳也一起做。”
廖建业表示，从程序上来说，公安局应该在第一次交待刘丽补充材料时，将做亲子鉴定的要求也说明清楚：“深圳相关行政法规有说明，行政机关要求市民提供资料时必须一次性说清楚，这里没有分普通情况和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南山公安分局在要求刘丽提交补充材料时就应该提到做亲子鉴定一事。”
但他也表示，这个案件中人物关系较复杂，可能让公安部门办事人员不敢轻易作决定：“估计他们是担心有人借着假离婚来隐瞒超生，所以要向上级申请，不敢怠慢吧。我之前见过一个案子，就是当事人通过假离婚后再婚来生孩子，估计公安机关也是要查清楚这里面的细节，所以耽误了较久的时间。”
婚恋专家
本事件中“换夫”应该被谅解
在这个故事中涉及的婚姻伦理问题，珍爱网的婚恋专家表示，此事件中的姐妹并非是因为精神空虚或者性刺激的需求而针对性地发生“换夫”，而是在外界环境和日久生情的影响下产生，因此，它更应该被人谅解：“此前出现夫妻两地分居的情况，对当事人来说也是无奈的选择。首先，会影响夫妻关系。人之所以有婚姻形式的出现，一方面是满足人本身的安全感和情感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繁衍和教育下一代。两地分居让此两项需求都不能很好地满足，自然容易出问题。其次，会影响亲子关系，并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众所周知，孩子的成长需要父亲的刚强榜样，也需要母亲的关爱温柔。父爱母爱缺一不可。这也是现在社会上很多单亲家庭和留守儿童出现一些心理问题的根源。”
说实话，毕竟这是家丑，传出去了也难看，所以我们都只能自己承受。更多的是无奈啊，毕竟在外打工，两地分居，这样的婚姻先天缺乏基础，后天疏于培养，我们又能怎样呢？ ——— 王阳
奇情路
2001年 姐姐刘丽在湖南老家与冯胜结婚，父母希望女婿上门，婚后冯胜住进刘家。不久后，刘丽到深圳工作，冯胜仍住在老家，后来两人所生的孩子也在老家生活。
2003年 妹妹刘湘与在深圳工作的王阳结婚，婚后刘湘仍在湖南老家工作，聚少离多，生下孩子后，刘湘带着孩子住在老家。
2005年 同一屋檐下的冯胜和刘湘越走越近，产生了感情，姐妹俩的婚姻都出现问题。
2005年底 一起保守着“家丑”秘密的姐姐刘丽和前妹夫王阳两人在深圳渐渐熟络。
2006年8月 刘丽和冯胜离婚，儿子被判给冯胜。
2007年9月 刘湘生下冯胜的儿子冯涛后，她和王阳也离婚。但刘丽的母亲在为冯涛办出生证时，不小心把孩子的生母刘湘写成了刘丽。
2008年3月刘丽和王阳登记结婚。
2008年 刘丽和王阳的女儿出生，登记户口遭遇困难。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汤蕊妍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